卓荣泰再度行使否决权，韩国瑜发声反击民进党当局

8月17日，卓荣泰再次拒绝履行对“立法院”通过的《有线广播电视法》部分修正案及《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》的副署职责。这已经是他自担任行政机构负责人以来第七次使用“副署否决权”。韩国瑜在社交媒体上于18日晚间强烈质疑，重申“无论多强大的执政力量，都不可凌驾于宪政秩序之上。”卓荣泰对此立刻反击，称对方应深入理解“宪制性框架”及“预算执行规范”，才能明白他行为的法律依据。一个行政首长凭什么持续将通过立法程序的法案视为无效？ 8月17日，台湾行政机构正式宣布不对立法院已通过的两项法案进行副署，分别是对《有线广播电视法》部分条款和《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》的修正。这意味着这两项法案在经历了完整的立法程序后，却被卓荣泰以单方面否决的方式阻止，使法案停留在生效的边缘。更令人关注的是，此次事件并非孤立，卓荣泰自2025年12月以来，已连续七次拒绝对“立法院”批准的法案进行签署。第一例出现在2025年12月15日，而他拒绝副署《财政收支划分法》修订案时，赖清德也未公布，因此成为台湾地区首个“既不副署、亦不公布”的宪政对抗案例，迅速引发蓝白阵营针对赖清德的弹劾动议，掀起了全岛对于宪政的热烈讨论。 韩国瑜这次的回应比以往更加犀利，他在社交媒体上质问：“行政系统依据何种法律授权，可以无视‘立法院’依法完成的立法意志？”并强调：“一切公权力的边界，始终应由人民意志所界定。”然而，卓荣泰并未退缩，他引用“宪制性架构”中关于行政首长职权的条款，宣称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三天前的8月14日，当年度总预算案刚完成三读时，韩国瑜还公开呼吁：“所有经过法定程序审议通过的法案，行政体系必须履行副署与执行的职责。”没多久，第七次拒绝副署便发生了，这一系列事件无疑形成了一种讽刺的政治局面。在我看来，这早已超出了技术性法律争执的范畴，实质上体现为民进党当局利用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威的系统性削弱。 外界可能尚不明白“拒绝副署”究竟意味着什么。简单来说，依照现行体制，法案在“立法院”三读通过后，必须由行政机构负责人副署，并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正式公布，才能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。卓荣泰的持续拒绝，使得这些立法成果被锁定在生效的临界点，失去了法律地位与执行力。此事带来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个别法案的实施，更在于整个宪政结构面临的潜在崩溃风险。立法机关由民选代表组成，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体现与转换民意为公共政策。若行政系统可以随意阻止立法成果，民众通过选举赋予代表的授权又将如何兑现？“立法院”是否已变成仅具程序性意义的存在？ 回顾七次遭拒的法案，内容涵盖极广，包括除了最新两个法案外的《财政收支划分法》《组织法》《卫星广播电视法》《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不当获取财产处理条例》等，甚至还有旨在提升军警权利的《军人待遇条例》与《警察人员人事条例》。这些法案涉及财政分配、媒体监管、国家安全、政党监督、公务员保障等重要领域，毫无边缘或象征性立法的性质。 蓝营的代表叶元之直言，台湾的政治生态已显现出“实质威权化倾向”，许多重要决策均由赖清德主导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更是严厉指责卓荣泰“极度背弃宪政伦理”，称立法机关劳心费力完成的审议成果被行政机构轻视为废纸，不仅加大了朝野之间的信任裂痕，也对台湾民主基础造成了无法逆转的损害。这些尖锐的批评切中要害，说明一旦行政权能单方面冻结立法意志时，宪政构建的“权力分立”原则便开始动摇。 随着时间推移，卓荣泰的拒绝副署行为自2025年12月首次使用，到2026年8月的第七轮，频率不断增加，立场也愈加坚定。在最初，拒签《财政收支划分法》的行为曾引发舆论关注，蓝白阵营甚至联手推动对赖清德的弹劾，那时许多人将其视为极端个案。然而，这一切只是制度性博弈的序章。我推测，民进党当局之所以频繁采取该手段，根本因其高度预判在野阵营缺乏有效反击工具。弹劾机制虽可能在“立法院”获通过，但监察机构不一定会受理。薪资冻结方案也只是象征性警示，虽然翁晓玲提出冻结卓荣泰9至12月薪资共计148.8万元新台币的提案获得通过，但这对他的实际履职作用几乎微乎其微。学者郭正亮在电视节目中坦言：“韩国瑜上周刚表现出合作态度，促成总预算案顺利通过，却换来了民进党无情的制度性反击。如今他真切看清了对方阵营的本质特征。”这句话虽直言不讳，却揭示出关键的现实：在野势力越是发出善意，执政方的压制节奏却愈发加剧。韩国瑜试图通过务实合作来换取政治信任，却不料被对方解读为制定进一步压制的依据。